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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大正时代的那会,宫城有户开食堂的人家,姓高濑。
这家人一直子嗣不丰,夫妇俩都年近三十了也没有孩子,直到女主人阿实在三十一岁那年终于怀孕,这才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
这对夫妇虽然没啥文化,但是本着一些养育孩子的朴素愿景,将她的名字定为了“节子”,意思是希望她像竹子一样快高长大,节节高升,不轻易夭折。
可能是这个朴素的祝愿发挥了作用,他们街区跟节子同年出生的其他孩子因为疾病和意外十个死了八个,只剩节子和另一个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了。
在节子长到八岁上的时候,父亲阿澄去乡下走了一趟亲戚,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跛脚的小男孩,说他叫三郎,是来这当学徒的,以后就在家里住下了,节子,你要跟人家好好相处啊。
当天晚上,父母房间里的灯亮了一整夜,节子蹲在楼梯上偷听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了那小跛子的底细。
三郎是父亲在乡下一房远亲家里的孩子,如名所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但并非幺子,因为这家人一共有五个孩子。
他们家是种地的,本来就穷,还有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养起孩子来就难免粗放,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只管生不管养。三郎夹在中间爹不疼娘不爱,每天吃得少活还是照样干,饿得两眼冒金星,就只好每天晚上偷偷地溜出门去,到河里摸鱼逮虾烤了吃。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能遇到鬼。半年前的一个夜里,他照老样子披星戴月的到了河边,没想到那天夜里大河涨水,他不慎失足落入水中,从此虽命大未死,但右脚却因此落下了残疾,不出意外将终生不良于行。
在穷人家,半大的孩子是家里的劳动力,如果无法发挥他作为家庭成员的最大价值,那他就成了家累。
本来这孩子就爹不疼娘不爱的,这下好了,他还活着能喘气都成了他的问题。阿澄拎着礼物去走亲戚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这位亲戚在打孩子,打得三郎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阿澄一时不忍,就把他给带了回来。
“现在这时节,孩子动不动就没了,好不容易长这么大,咋能这样打?真是作孽啊。你看叫他在我们这学门手艺怎么样?厨子到哪都饿不死。”
“行吧,就是不知道节子能不能跟他处得来。”
夫妇俩谈妥了,决定正式收留他,节子也悄悄地上了楼。在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她轻手轻脚地把纸门拉开了一条缝,往里丢了一块油纸包的糖。第二天晚上,有人往她的房间里丢了一只油纸折的青蛙,节子一下就喜欢上这个新朋友。
虽然关系处得还不错,但是关于三郎,节子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比如说她很经常撞见这孩子夜里抱着棉被靠在墙边哭,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只是在想家。
那个从没让他吃过一顿饱饭还总对他暴力相向的家有什么好想念的呢?
节子在很小的时候总是不理解这种话,等到后来她去东京上学了,才终于理解了朋友莫名的伤感。
是的,节子是这个家族第一个能被称为“文化人”的孩子。
那个时候风气已经相对开放了,孩子们无论男女,只要家长负担得起的,都可以到附近的学堂里上学。节子就属于家长负担得起的那类——虽然也只负担得起她一个。
饮食业自古以来赚的就是辛苦钱,三郎每天天不亮就要跟着师傅一块起床,去做开门前的准备,节子则是每天都在他们开门后才起,吃完早饭就背个小包出门去。
她的成绩很不错,不过小学毕业之后,继续上学的女孩会少一大半,初中毕业过后,继续上学的女孩就成了凤毛麟角,在他们这种小地方更是没人见过。因此,邻里都劝她的父母,别让这孩子再继续读了,女孩子即使上了高中,城里也没什么体面的地方会招她做工,最后还是要回来继承家业,钱就全打水漂了,这笔买卖不划算的。
她的父母倒很看得开,说反正家里的钱迟早是她的,让她早点用晚点用又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这可是我家老头子的遗愿啊,我没这个本事去东京上学,她有那就她去呗。我们家自有祖训在此你知道吧,祖宗之法不可变啊!”
托德高望重荞老头的福,节子还是去东京上完了高中,可接下来的大学就不是家里能负担的水平了,所以她最终还是在高中毕业后回家继承了家业,跟儿时伙伴三郎结婚,有了我的外婆。
虽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高中生去外地上学已经不算什么稀奇事了,但是在第一次踏上陌生土地的瞬间,我也才像外曾祖母初到东京时那样,第一次理解到“故土难离”这个词的实际意义。
对生物来说,适应环境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一旦它已经适应了某个特定的环境,你再将它迁移到一个新地方,告诉它要从头开始,那这就很难不引起该生物个体从生理到心理的不适反应。——也就是俗称的水土不服。
对我来说,离开老家千里迢迢的跑去关西读书,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克服由水土不服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比如说食欲不振、发烧、失眠、咳嗽等等。在开学那段时间,过去十几年间从没生过的小病好像一口气找了上来,在我身上共襄盛举,整得我在开学第一周一直戴着口罩,连话都不好跟人多说几句,这下我在班上的人际关系黄金时段算是全完了。
根据惯例,稻荷崎的每个年级都有七个班,每个班有五十人,分为升学班和普通班。
普通班的学生每年都会随机变更班主任和所属班级,而升学班的学生不用,基本一年级同学是哪些人,三年级就还是哪些人。
我所在的三班就是升学班,这代表我一旦在高一没交上同班的朋友,后来也基本不用想了。我在稻荷崎的校园生活从一开始就谈不上顺利。
我来兵库读书的时候是借住在叔叔栗原兆平家里的。虽然我校其实有宿舍楼,但是父母出于种种考虑还是把我塞给了这位大龄的未婚青年照顾。
事实证明,他们这个决定做得相当有先见之明。要不是因为家里就有位说标准日语的医生,我真不知道刚开学那会脑子烧得乱七八糟的时候该怎么办,药店店员说得又快又聒噪的关西腔让我一个烧糊涂的病人来分辨实在太勉强了。
“烧已经完全退了,喉咙感觉怎么样?吞咽的时候还会痛吗?”
“不会。”
“那从明天开始就不用吃药了,不过还是要注意保暖,等完全入夏的时候你应该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