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庸碌风气的形成不只因底层官吏碌碌无为，更是自顶层而起。

李石麓（李春芳）作首辅时，不单是高拱，甚至张居正亦对这位同科状元忍无可忍。

民间戏称内阁都是次辅给首辅伴食，如严嵩当政时，华亭、余姚，伴食中书，曲尽侧媚之态，当时以严氏二妾目之，徐阶、吕本身为次辅，俨然被士林蔑称为严家小妾，这话难道好听么？

及到了李春芳为首辅，这一届且颠倒过来，李春芳为人宽厚却饱食终日，他的两位次辅高拱、张居正可是一时人杰！免不了首辅给次辅伴食。

平心而论，李石麓自然才高德重。于私，张居正与之相交以厚，于公，张居正深恶其空言无补。

在徐阶、陈以勤去位后，李春芳感叹：“徐（阶）公尚如此，我安能久？恐怕我不日也要致仕了。”张居正脱口而出：“如此，倒可留令名。”那你走吧，还能留个好名声。一句话堵得李春芳哑口无言，不久，李公致仕。

对于相交以厚的李春芳，张居正都因其庸碌忍无可忍，何况于他人。

可是如今张居正面对小皇帝极力克制的镇定，反而安慰：“圣上何必气馁，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理清每一步，才能安稳地去廓清天下。窃为讲学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规；保护圣躬，尤臣子爱君之悃。

臣等愚见，待大祥期满，欲乞皇上每月定以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日俱御文华殿讲读，由此定规。非大寒大暑，不辍讲习之功。”

朱翊钧眨眨眼，将之前因前世而翻滚起的思虑压下，那倏忽升起的多愁善感迅速被元辅的筹谋布局给驱散了。

不禁让人长叹一声，张太岳的手段，真是羚羊挂角、防不胜防。

现在的元辅需要借助皇权的力量，来强化他的权利，最初的第一件事——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需要皇权的背书。

正值主少国疑，内廷心虚，张居正身为首辅，不惜谋君王、计好友、连中官，也要竭尽全力地攫取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求小皇帝三、六、九日视朝，这就完成了平台召见时最重要的一条谏言：宫府一体。秉国者，若不能假手宫内，怎能久擅大权呢？有明一代，是皇权与相权不断交锋中递进的，甚至许多宦官、言官就是靠着这样的关系来生存的。

皇帝与内阁权利的中间地带，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蜚短流长地带。权利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君与臣隔得远了，中官就会从中拨乱，阴谋诡计游走其中，对此高拱的应对办法是想要一劳永逸，直接敲掉司礼监的权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居正的解决办法实则与高拱殊途同归，让皇帝视朝，拉进君臣关系，让皇帝不能只混迹在宦官的圈子里，给相权以皇权的加持，束缚宦官权利而不蔓延到外廷。

若皇帝和大臣相知，外廷和皇帝始终保持了沟通的机会，宦官夹杂当中，也别想再从中挑拨，所以万历初期，宦官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张居正第二个要求是日讲，日讲是常课，由讲读官和大学士主讲，学文学史，朱翊钧在太子时曾开过日讲课程，只是随着隆庆皇帝病重，日讲没开几次就取消了。

张居正上《拟日讲仪注疏》，从隆庆六年八月正式开帝王日讲，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的时间，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文华殿听课。

担任帝师，君臣之间的权利转移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张居正可以潜移默化地向小皇帝阐述施政方法，主上非但不会觉得怪异，还会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元辅先生。

这样日讲也就实质上变成了小型朝会，通过师生的关系令小皇帝完全信服，不知不觉间将皇权让渡给他，端得是和风化雨、水到渠成。

这一招不知比高拱高明多少倍。其实高拱与冯保之间的派系之争掩盖了问题的本质，李贵妃与冯保都不曾做过皇帝，他们并不明白隆庆皇帝临终前的担忧，且这担忧实质上必然会发生。

主少，皇权自然完全会被相权所遮蔽。

张居正长相优越、性格温和、才华横溢、城府深沉，他是一个脾气和缓、性格强硬的人，但是李妃完全忽略了他温和脾气下掩饰不住的剽悍性格。